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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史源历史栏目第3613期内容。1935年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初次汇合后，张国焘背信弃义，导致组织分裂。这一行为背后有两方面原因：一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受重创，实力大减；二是张国焘个人政治野心急剧扩大。由于他长期领导红四方面军，军中亲信众多，在“草地分兵”时，大部分四方面军官兵跟随了他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四位原本属于中央红军的重要将领，甚至一度坚决支持毛主席的人，竟也被张国焘影响，做出了不当决定。这四位将领究竟是谁？

首要提及的是罗炳辉。在红九军团担任领导职务期间，他领导的部队频繁承担起为中央红军主力提供掩护的重任。这一后卫职责极为艰巨，导致该部队在长征途中遭受了重大损失。罗炳辉虽然始终坚决执行中央的军事部署，但内心难免产生不满情绪，这种情绪在卓木碉会议上得以释放。恰好，这一表现符合了张国焘的意图，随后罗炳辉得到了张国焘的“提拔”。

罗炳辉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，同时，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过往错误所带来的影响，最终担任了新四军副军长的职务。原本，在建国之后，他有望获得极高的个人地位，甚至可能跻身开国大将之列。然而，令人惋惜的是，罗炳辉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于山东根据地因病去世，未能见证更多胜利的时刻。

第二位人物是何长功。在革命初期，何长功便展现出显著贡献，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参与了秋收起义，与毛主席并肩作战。在长征途中，他与罗炳辉携手合作，担任红九军团的政治委员，两人形成了紧密的军政合作关系。在此期间，他也面临着思想和经历上的诸多挑战。面对困境，何长功未采纳黄火青等同志的提议，即带领部队寻找中央红军的建议。相反，在受到某些人的压力和误导后，他做出了支持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决定。这一立场让左路军中的原中央红军干部深感失望。

到达延安后，何长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诚恳道歉，他的悔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。随后，何长工主要被安排从事后勤与教育岗位，逐渐远离了一线部队的工作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。尽管此次事件对他的个人职业发展有所限制，但他所担任的职务级别和享受的待遇仍然相当不错，可以说是恰当的安排。

第三位提及的是李卓然。他曾担任中央红军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一职，然而，在1935年，他被张国焘所利用，转而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成员，职位一度升至该军政治部主任。李卓然的行为颇为令人费解，因为他在毛泽东主席早期面临困境时，曾多次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。但在关键时刻，他却显得不够清醒，未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计划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卓然所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。

第四位人物是邵式平。邵式平曾是中央红军的重要干部，与方志敏烈士齐名，他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，也是红十军的缔造者之一，早期便展现出卓越的资历。1935年8月，邵式平两次公开发表言论，表明自己支持张国焘的错误主张，这些举动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憾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邵式平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一职。在他65岁那年，于南昌逝世。

战争时期的立场抉择极为重要。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情有可原，所受波及相对较小，其中徐向前还荣获了元帅的头衔，众多该方面军的将领继续获得中央的信任。然而，对于出身于中央红军的干部而言，出现类似问题则显得不太合适。除了已故的罗炳辉将军，其余三人均存活至新中国成立。他们在职务上并不低微，但共同点是“不再掌握军权”，均未获得军衔。从中央对这几位干部的态度及政策上可以看出，中央仍然顾及到了他们在红军初创时期的贡献，并未因一次过错而全面否定他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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